在中国大陆，在冯友兰、张岱年等老一代学者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关成果下面介绍。

以公心辨是讲的具有坚持公理的立场，能够以公义胜私欲[51]，贵公正而贱鄙争[52]，公正无私、志爱公利[53]，公察善思[54]，如此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55]。成人（to perfect others）即成就他人，亦即完善他人，使他人成为新人、完人。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全球文明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44]《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儒家文明的一个基本原理：未能成己，焉能成人？值此全球化时代，对于儒家文明来说，成己意味着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诚进而被形上学化，被理解为宇宙的本体。如果你把它翻译成民族，那么我们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中国有多少个民族？然后我们就想起一句歌词：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但尽管如此，士大夫基层并没有持续徘徊在活动停滞的淤水里，他们不能允许那种状况持续下去，因为在那种状况的根底，潜藏着迫使他们不断进行思想探索的矛盾。

关于人性论，人们对严格区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发出了质疑。还有一些个别情况，索性连离开举业也受到称赞。荻生徂徕的解答是由统治者来操作。的确，大概可以说一般来看，强调理，是容易成为僵硬的右倾思想的，把形式规范（理的性格之一）强加给人的道学先生的倾向就产生于此。

因为那里的逻辑是，统治能否成功，最终起因于统治者的修养是否恰当。那正是由于，戴震奇妙地缺乏了在实际中谋求道德复兴和治国平天下的意志，以及当时对他的思想反响有限的这两个主要原因所致。

但是为了维持武士的统治，必须全体一致地相信他们是勇猛而忠诚于君主的，一旦有事，将是靠得住的、令人生畏的集团，而且要让世人相信，就需要自己极力地去主张和持续地夸示这一点，这样做是最有效的。既然是延续着与宋代基本相同的学者统治，士大夫阶层就难以完全走向反朱子学，因为那等同于自杀行为。比如在中国，严密按礼执行葬仪是美谈，所以那会成为沽名钓誉之事。也许戴震比纪昀更大胆地阐述了滋贺氏所谈到的、当时的中国的良知。

众所周知，考证学的第一人戴震和仁斋的思想内容非常类似。正如陈亮所言，那主要意味着科举制度在宋代已完全建立，贵族制度已完全崩溃，在皇帝权威下掌握权势的人都是通过儒学教养的考试 从民间选拔上来的。因此，对于来自认真的道学者和假装认真的道学者之人的清议，也只能用道学的方式进行反驳。士大夫们持续地以天理、无欲、反功利为旗帜而斗争。

不久，该出现了纲吉、家宣等酷爱儒学的将军。但是，应史料庞大，加上本文篇幅有限，单纯的解答是不可能的。

例如，第一，在抽象出各自的文化特征时，必须不把那些儒学史本身作为重要的材料。事实上虽然互相学习，但各地区大体都是根据各自的条件，为解决各自的问题，而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史的。

但是，如果是纯粹的精神劳动，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第一，朱子学是无与伦比的集大成之学，不仅具有对修己治人之道的探索，还有对历史的兴趣、对礼的关心、对博物学的探究、对诗文的爱好，包含着能满足各方面兴趣的丰富内容。那是一种反自由、反平等，从而彻底反民主主义的、像恶魔般巧妙的共存构想。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但是，日本原本就没有作为正统的朱子学，所以也不存在阳明学流行的理由。日本没有必要，也没有打算去摆脱功利和伪善，并为此而深入到随处体认天理，或静中养出端倪，或注重于慎独等明代修养论的深处。

而且在儒者中，也有人认为导入礼会把我日本人变成世俗的所谓唐人，对此表示警惕。也许是，围绕着一个更远的过去——宋代所成立的那个大哲学而发展过来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思想史，在此奇妙地走到了一个暗合的到达点。

但是，御儒者很少有直接参与统治的。同时，他们尽管肩负恶修己治人的全部责任，但毕竟也要以相对化的观点看待导致了夷狄天下的整个明代儒学思想。

而且同时，功利的影子就像恶梦中的妖怪那样处处缠着他们。而且，儒者也难以作为有权威的人毅然地应对之。

在那里，官僚之间的，以及官僚对宦官的所有培养和利用门路关系的行为，还有利用对皇帝的影响力而相互展开的人事之争和权利之争，也都与道学的正邪议论纠缠在一起。理由是因为通过格物致知积累起来的阶段性修养论等不可能是真理。事实上，中国人到了1990年依然搞不清，究竟雷锋同志的禁欲与个人发财欲望的解放之间，哪一个更适合于现代化？余英时氏举出了种种关于朱子学的律己与商人精神相结合的事例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甚多，又读律、论），所见似视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门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凭依，奈何。

康的志向不仅仅是救中国，而在于地球。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

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

除了已经去世的陈千秋和梁启超外，康有为的其它弟子对大同三世说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大同三世说皆是学理，不太可能直接运用于政治。

小康之义，门弟子皆受之。在康逃亡日本后，他以中国士民公启之名，作《康有为事实》，由张之洞交给来访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以能让日本驱逐康。基督以十二使徒传教于天下，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李炳寰若一字不放过的穷思力索，触类旁通，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学术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了佐证——这正是梁启超希望得到的教学效果。

梁启超仍是从仁、义出发，谈到了大同、小康。我仔细查看《春秋董氏学》，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五条。

比较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头号门生梁启超的说法。其第三条称： 康有为之教，尤有邪淫奇谬、不可思议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其徒所设之局、所立之学，皆以大同为名），创为化三界之说：一化各国之界。

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该文起首便直接、明确地阐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博矣哉。